公元626年7月1日正午，原本该消失在太阳光芒下的太白金星，却不同寻常地出现在天空之上。从古老的汉代以来，人们就称这一天象为“太白经天”。每当太白经天，天下将兵戈相见，君王更换。两天前，这一奇异的天象便已出现一次，没料到短短两日后，竟然又再次出现。而且这一次太白金星出现的位置正好对应秦地，根据太史令傅奕的解释，这预示着秦王李世民将拥有天下。

秦王争储，平衡策略的纵容

当唐高祖李渊收到傅奕的秘密报告后，不禁又一次陷入到痛苦的沉思之中。李渊有四个嫡子，分别是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早逝）和四子元吉。十年前（617年），他以太原留守、唐国公的身份在晋阳起兵，建成28岁，世民19岁，元吉14岁。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建成和世民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一年后，他在长安篡位称帝，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老惯例，立嫡长子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后世明朝怪杰李卓吾为李渊的这一安排直摇脑袋。他叹息说，立太子这事儿，做得太早！因为一旦建成当上太子，以后手足相残的结局便已注定。李卓吾是事后诸葛亮，其实李渊的做法在当时看来也无可厚非。从西周以来，嫡长子制在中国流传千年，是最重要的君主继承制度。按照这种继承制的规定，一个君主不管有多少儿子，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儿子具有继承权。而且，这个继承人是一生下来就已确定，不必费心选择。继承人的唯一性与预订性可以避免君主的众多儿子恶性竞争，手足相残。所以，李渊早立太子，正是希望建成兄弟三人各安天命，相亲相敬。

然而，现实是失去太子之位的世民反而获得了争夺储位的绝佳机会。原来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项政治传统，这就是《左传》中说的，“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君主的嫡长子一般是法定的太子，就像一名实习生，应该伴随在君主身边，专心学习治国之道。因此，太子通常不会统率军队，四处征战。这项悠久的政治传统还暗藏着两层防范机制。首先，太子是未来的国家元首，一旦有性命之忧，就会动摇国本，所以不能轻率地奔赴前线。其次，太子独自领军在外，仅遥受君主的控制，容易出现逼宫夺位的危险。当君主遇上关系重大的军事行动，任命外姓的将领不放心时，往往派太子以外的儿子充当统帅，有时甚至是君主自己亲征，把留守京师的任务交给太子。

随着建成当上太子，雄才大略的世民自然成为李渊手下最得力的战将。在以后的四年间，他东征西讨，击败群雄，威望日隆。心怀歉疚的李渊有意采取平衡策略，先后加封世民为司徒、尚书令、中书令，最后更是别出心裁地为他创设了天策上将的职位，使其位在诸王之上，地位仅次于皇帝和太子。可是，身为父亲的一片苦心并未能收到效果。李渊不明白，人的野心总是被希望点燃，而被绝望扑灭。李世民的权势越是接近太子建成，就越是渴望取而代之。

正是在李渊平衡策略的纵容之下，李世民的秦王府可以公然和太子的东宫分庭抗礼。建成不得不与元吉结成同盟，抵抗世民咄咄逼人的进攻。但是，世民也有自己的雄厚资本。驰骋疆场十年，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网罗人才。每一次凯旋归来，他将金银财帛上交皇帝，却将精兵良将留归己用。在他的秦王府中，既有忠心耿耿的山东群英，也有足智多谋的谋士幕僚。面对太子和齐王的强大同盟，秦王府最大的优势就是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血溅宫门，低估对手的惨烈

在这场储位之争中，秦王府显然处于下风。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皇帝李渊无意更换太子。尽管李世民登上皇位后篡改史书，四处宣称父皇多次表示有意立自己为太子，然而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此地无银三百两。历史的真相是，当李渊逐渐认清世民的夺嫡野心后，曾经痛骂说，此子长年领兵在外，擅权独尊，听了一帮读书汉的教唆，已经不再是他当年的乖儿了。从此以后，李世民很少再有机会统帅大军，反倒是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屡屡奉命领兵。失去了父亲平衡策略的支持，李世民的秦王府自然风光不再，势力江河日下。

回到开篇所言的7月1日，这场太白经天的奇异天象再次将秦王李世民推向风口浪尖。皇帝李渊读完傅奕的秘密报告，决定召见世民，给予严重警告。他相信，这个从不轻易认输的儿子肯定正在策划某项政变阴谋。最近几年，李渊贪图享乐，深居宫中，有意疏远世民，父子之间已是罕有机会见面。李渊没有料到，他的决定意外地给了李世民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世民面对父亲的强烈质疑，临危不乱，一口咬定，这是建成、元吉狼狈为奸，企图利用天象陷害自己。最后，他亮出了精心准备的杀手锏，揭发建成兄弟与后宫中的多位妃嫔有奸情。李渊半信半疑，当即告诉世民，明天三兄弟一起到宫中的北海池边，当面对质。

当李世民向父皇请辞时，他知道，如果明天当面对质，结果只可能是自己受罚，因为他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去证明这些纯属捕风捉影的谣言。他真正需要的不是证据，而是时间，足以发动一场政变的时间。

第二天，经过一夜的精心谋划，李世民带领秦王府的几十名精锐人马早早赶赴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在严守中立的皇宫守卫的眼皮底下，李世民设下埋伏，静待建成和元吉两兄弟自投罗网。建成在临行之前收到了后宫内线传出的警告。元吉建议他最好固守东宫，称病请假。但是建成不相信世民敢在戒备森严的皇宫动手。他以为，这次当面对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自信满满，要在父皇面前彻底击垮世民。而这种行为也印证了一句话的真意：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尤其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建成就这样毫无防备地与元吉一道入宫了。他们穿过玄武门，缓缓走向临湖殿，忽然感到一阵紧张不安，或许只是今天的皇宫太安静了。兄弟俩一下子联想到早上收到的警告，立刻掉转马头，向宫外逃去。就在此时，世民纵马跃出，急追头号大敌太子建成。平日勇猛过人的元吉骑马张弓，向世民连发三箭，竟无一射中。反倒是世民屏息凝气，一箭射杀建成。元吉赶上不慎坠马的世民，夺过弯弓，死死勒住世民的脖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下第一猛将”尉迟敬德跃马冲来，一声大吼，吓坏了元吉。仓皇逃去的元吉还是未能躲过一劫，被身后的尉迟敬德一箭射杀。大难不死的世民指挥秦王府人马联合皇城守卫抵挡住东宫和齐王府的猛烈进攻。又是经验丰富的尉迟敬德割下建成和元吉的首级，出示敌军。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人心动摇，溃逃而去。最后还是这位尉迟敬德赶到北海池边，囚禁了正在湖上泛舟的皇帝李渊。

不久之后，一道诏书从宫中传出，秦王李世民登太子位。两个月后，李渊宣布禅位给太子李世民。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由此拉开大幕。可光彩夺目的盛唐气象却无法掩盖玄武门前的斑斑血迹，反而正是这惨烈的变局逼出了所谓的盛唐气象。太宗李世民要向父亲李渊证明自己：我才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当初，你没有选择我做太子是一个错误。为了纠正你的错误，我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兄弟。

李唐宿怨，传承制度的缺陷

唐太宗登基之后，千方百计地试图隐瞒玄武门之变的真相。他不顾大臣的反对，强行审阅史官们独立编写的皇帝实录。他还向人们解释，从前圣人周公诛杀自己的兄弟管公、蔡公，大义灭亲，为后人称颂，自己诛杀建成、元吉也是如此。但是，太宗的障眼法并不能骗过读史的有心人。南宋大儒朱熹曾说，唐太宗的一生当分为两节来看，后人不妨多看看他当上皇帝后如何济世安民，至于他是如何登上皇位的，不看也罢。朱熹还说，唐太宗是有功无德，假借仁义以行其私，连一身流氓习气的汉高祖刘邦都不如。特立独行的李卓吾是唐太宗的铁杆粉丝。他说，建成、元吉是自己找死，活该被唐太宗杀掉。不过，他也承认，如果太宗能将兄弟间的是非曲直交给高祖李渊处置，或许会更好，玄武门之变到底还是“早了些”，“何不少待”？

罕有古人会一心一意为唐太宗歌功颂德。倒是思想解放的当代中国人，打着“历史功绩”的旗号，振振有辞地声称，只要统治者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的心理动机其实并不重要。可“历史功绩”到底是什么？开疆拓土是历史功绩，但穷兵黩武又是什么呢？当代不少天真的人沉迷于盛唐气象的幻想之中，轻易地相信了太宗的自我粉饰，正好暴露出了他们严重缺乏政治常识。说到底，正如历史学家黄永年所说，“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李世民及其少数私党处于力穷气索之时的一次冒险尝试”。透过玄武门前的斑斑血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唐代皇位传承制度的严重缺陷和渴望权力的永恒人性。

玄武门之变过去十多年后，志得意满的太宗在个人生活上日益骄奢淫逸，在治国理政上日益散漫松懈。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宗接到了一名刺客揭发太子谋反的报告，他才惊讶地发现，父子斗争兄弟残杀的悲剧又一次开始上演。其中，太子承乾和魏王泰的王储之争是重头戏，齐王祐的密谋造反则是过场戏。最后，太宗废掉太子，贬黜魏王，选立仅剩的嫡子晋王治为太子。太宗还立下家法，自今以后，凡是太子不守规矩，藩王觊觎储位，都要废黜。然而，以后的中宗、明皇、肃宗、代宗的皇位继承仍然接二连三地上演父子兄弟内斗相杀的家族悲剧，似乎玄武门前的血迹已经化成李唐王朝无法逃避的宿怨。细数前因，善于作秀的太宗难辞其咎。

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诵读再三，不禁喟然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