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的文章中里我们勾勒了台湾地区最大的十几个集团之间的联姻关系。许多当地赫赫有名的商业家族都被包含其中，例如日据殖民时代著名的五大家族中的板桥林家、基隆颜家、鹿港辜家以及高雄陈家，以及战后兴起的新家族集团，如吴火狮家族、蔡万霖家族、何传家族、林挺生家族以及王永庆家族等。甚至重要的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李登辉、连战、吴敦义等，都可以关联到这个大的联姻关系网络中。惊人的是，这些家族彼此的姻亲关联皆非常近。

经过了长达半世纪的培育，台湾大型集团间的亲属网络集团逐渐成型，不仅枝繁叶茂，且继续在市场开放制度转型的新时代壮大。从历史观之，任何一个对于台湾的市场环境感兴趣的人，都无法忽略这个亲属集团的存在。

亲属关系的市场功能

企业的亲属关联有什么作用呢？血缘关系虽未必一定会反映在事业上的合作，但血浓于水，其合纵连横或关系资源的动员自有策略上的优势。

首先常见的是股权的巩固。前述辜濂松透过姻亲的联手，设立控股公司，再进而以人头董事（法人代表）的方式回驻集团核心公司的董监事会，是一个亲属关系结合金字塔控股手段的典型范例。当集团由数个家族合伙拥有时，各自动员股东以确保席位也是屡见不鲜；在竞逐控制权的过程中，具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家族往往结成坚强的同盟，成为幕后控制集团的重要力量。每年七月董监事改选时期，集团控制家族，动员亲家收购股权委托书，以确保董监事席位是典型的现象；而翻开台湾大企业的董事会名单更会发现这类实例遍地可见，充斥于各家族集团。

第二是投资活动的资源协助。由于台湾企业间盛行转投资活动以进行扩张，特别是早年台湾的资金市场不完备，企业可以扩张的管道有限，牵戚引伴、合伙投资新标的，成为市场中的一种习惯，也是企业寻求成长的重要手段。而亲属关系便成为动员资金与其他资源的信任力来源。亲兄弟、父系的堂兄弟以及姻亲是最常见的合资伙伴，合伙投资也可以降低许多投资的风险。企业家利用此种亲族网络动员投资，如果联姻的一方具有良好的政商关系，这种做法甚至可以用以实现影响政策的政治目的。台湾地区的商业媒体报导集团的亲家之间联手投资新事业时有所闻。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地因为政治解禁与经济自由化，市场开放，各种新的机会让家族企业跃跃欲试，这类亲属关联的促成作用似乎更加活络而非减弱。许多企业家的第二代在管制性产业的开放潮流中，拉帮结盟，迅速切入如金融、通讯、娱乐媒体甚至科技电子等产业中，其背后常有第一代的亲属网络以及第二代之间彼此关系的支援，是集团进入新的经营领域的一个重要力量。回溯历史可以发现，现今台湾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绝大部分都在这波市场开放潮流中取得先机，这种潜在的亲属关系的奥援厥功至伟。

亲属网络的第三种功能是市场地位的确保。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台泥集团与嘉泥集团经营者辜振甫与张敏钰的子女互相联姻，使得本来即具有寡占位置的水泥业者拥有更紧密的连带，而具有联姻的两大龙头企业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这种近乎寡占共谋的连带，在当年一直是市场中显著的存在，然而由于联姻的非正式关系，以及“政府”对寡占的容忍与政治的考量，使得此类情形能绵延长久，也让企业的获利能细水长流。近年来台湾大型金控家族之间子女屡见不鲜的企业联姻，也算是延续了这种历史。

集团间亲属关联的范围与分布

台湾地区的家族企业间的亲属关联繁复，而其分布的实际情况为何？笔者曾经系统地收集了台湾企业家族系谱资料，并进行比对与分析，希望能够确认这个跨企业集团之间亲属网络的范围。我首先通过集团企业名录，收集并比对各集团企业之间的分家、联姻以及合伙经营所产生的亲属网络资讯。在这个比对过程中，我发现目前台湾五百余家集团中有接近三成的集团跟其他集团有至少一个以上的亲属关联，而且亲属联系特别容易发生在大型与历史悠久的集团之间，因此由他们形成的网络团体的规模也较大。图1将样本的前500大集团依照规模均分为10等分，并计算其亲属网络的发生比例跟平均数。结果显现了非常鲜明的结构：亲属网络的产生主要是大型集团之间的活动；发生次数以最大型的集团为最多，而且随着集团规模的递减而减少。数据显现，在前100大集团中，有56个集团具有父系家族的亲属关联、76个集团具有8等亲内的联姻关系、58个集团具有合伙性的亲属关联；发生频率极为显著。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大型的集团组（前50大集团）不只更容易发生集团间的联姻关系，而且其发生的绝对次数更比其他规模层级的集团多上好几倍。换言之，比起中小型企业，台湾大型集团之间亲属关联的频率更高，并由此形成一个彼此结亲关联的显著网络。

 根据本研究500多个集团样本所做的前述亲密家族与合伙网络统计，并列举排名最高的28家集团以及相关的组织资讯。（图表详见8月刊杂志......）这些皆是台湾赫赫有名的集团。其中亲属网络数最高的两个集团是永丰馀与华南金控集团，分别是18与17，数目遥遥领先其他集团。这两个集团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亲属关联，是因为其都具有合伙制的特色，由许多个具有对外联姻关系的大家族合力构成所致。其他此类合伙制浓厚的集团还包括台南帮的南纺，以及山东帮的华新丽华、太电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同一父系家族分家的集团也很显著，例如蔡家的国泰与富邦，辜家的台泥与中信，以及吴家的台新与新光等都列名其中。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表中除了歌林、华新丽华跟太平洋电线电缆以外，全部都是本省籍企业的集团，显示本省籍的企业人士由于相对在本地待得久，比起战后才移居台湾的外省籍企业主在亲属网络的关联上较占上风。

以产业而言，金融相关的集团即占了9个，比例甚高（32.1%），而且都是亲属关联最多的一群。而除了台塑以外，绝大部分都是传统制造业起家，且多数已经发展成多元化经营的综合集团。台湾近年来最蓬勃发展的电子业，除了精英电脑之外，皆不在排名中。而这28个集团的共同特色是都有相对较长的成立时间。绝大部分是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发展的集团。这正符合前述，亲属关联形成背后具有时间的机制。这也是为什么有好几个历史久但并非规模很庞大的集团列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其拥有许多长久的联姻关系。例如味王、元隆电、大洋集团、禾丰与三信商事等，规模虽小，但是由一些日据时代的政商家族如陈查某、杨肇嘉等人的后代子孙所经营。旧五大家族，除了雾峰林家之外，皆在榜内（辜家有台泥、中信，基隆颜家有中国电器与华南金控，板桥林家有华南金控，高雄陈家有大众银行）；而新五大家族（永丰馀何家、台塑王永庆、大同林挺生、与前述蔡家与吴家）则全数在列。由于这些集团绝大部分都在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当时产业经营由政府严格管制（例如金融保险、水泥、石化、造纸、家电等），需要政府特许执照，这些集团的兴起，绝大部分皆具有特许产业的保护背景。

两个集团如果有一个亲属关联则形成一个关系。如果把一群具有亲属关系的集团合并起来考察，我们好奇的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是否会促成一个更大的次群体的出现？这个华人社会所谓“一家亲”的经济实力为何？令人好奇。笔者分析发现，假如我们将血亲以及8等亲以内的联姻关系一起考察，全台湾最大的500多个集团中，彼此能够联系起来的亲属最大团体的数目是99个。这个广义的“超级家族集团”包含了台湾13个大型金控集团，以及前百大集团中的20余家集团。其营收总和达到6兆1000多亿台币，是中国台湾一年GNP之半数，台湾当局年收入总和的2.8倍，其资产总和则是台湾当局财产的3.6倍。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少数外省籍企业主，最大的亲属网络构成团体的成员主要由本省籍人士组成。以前述图2资料的成员为例，只有如嘉泥、庆丰、福益等少数外省籍人士。

这个关系主要是透过台泥辜家与嘉泥联姻所延伸出去的姻亲网络，由于辜家本身具有跨省籍的结亲历史，显现了局部族群间的联系。另外这样的姻亲网络还有由华新丽华、歌林、三洋与元大等四个外省籍企业主组成的联姻集团等。外省籍企业在战后才进入台湾，历史较短，也与本地企业界形成某种社会隔阂；从资料上看来，台湾本地两大省籍族群间的融合颇为薄弱，也显示了某种亲属网络排他的倾向。此外，笔者统计分析发现历史悠久、规模大，且具垄断产业经验的集团更可能有集团间亲属网络的产生，而高科技产业的集团则相反。

台湾企业间的确具有一个以紧密亲属关联为核心的集团，而且这个亲属连带的形成具有“大者恒大”的趋势；换句话说，亲属连带与联姻活动特别容易发生在规模较大的集团之间，而他们可以形成的亲属网络的次集团规模也比较大。欲理解这个台湾式亲控集团的形成可能必须有历史的眼光。

检视这些结亲频繁的大型集团会发现，许多的亲属系谱甚至可追溯至日治时期的地主家族，这些企业家族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延续扩大，而成为新兴企业集团的企业主联姻结盟的核心关系，恐怕绝非偶然。台湾长期以来隔绝的社会、地理环境以及华人社会精英阶层之间的联姻文化可能是影响了企业家族之间屡见不鲜的结亲活动的重要因素。而稳定的经济环境，则提供了家族企业主进行社会联系的温室环境。特别是早年经济发展中，台湾当局透过经济特权的优惠措施来笼络地主阶层与新兴商业阶层的支持，无形中培植民间企业家的“核心圈”精英意识，而在经济上的寡占地位，更可能强化了企业家们透过联姻活动来巩固经济特权的诱因。经过了长达半世纪的培育，台湾大型集团间的亲属网络集团逐渐成型，不仅枝繁叶茂，且继续在市场开放制度转型的新时代壮大。而这个集团跨越了近百年来的政权更迭，横跨各个时代而持续发展；不管在什么时代，这个群体都是政商环境中呼风唤雨之士。从历史观之，任何一个对于台湾地区的市场环境感兴趣的人，都无法忽略这个亲属集团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