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经济体，家族企业无论是对GDP（或GNP）的贡献，或是对就业及税收的贡献，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华人社会，尽管身处一向被认为以家为本的社会，家族企业却常被贴上负面标签。就连家族企业的奠基人和领导人，对本身家族企业的称谓亦存在不少抗拒，甚至让人觉得他们对家族企业的发展、实力与前景底气不足。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帝制时代，或粗略称为传统社会，带有家族色彩或是以家族姓氏、祖堂命名的企业，例如李众胜堂、余仁生堂，或是王老吉凉茶、马百良药业等，却司空见惯。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命名特色日益罕见，就算是早年有此名称，近年亦出现了想改头换面的情况，比如廖创兴银行改为创兴银行就备受瞩目。背后原因，显然是家族中人觉得，家族色彩不利企业发展，所以想方设法藉“去家族化”切除企业和家族之间的关系，以改变企业形象。

然而，放眼欧美西方社会，带有家族色彩的企业不胜枚举，如举世闻名的福特 (Ford)、摩根史丹利 (Morgan Stanley)、美林 (Merrill Lynch)、罗斯柴尔德 (Rothschild) 和马莎 (Mark & Spencer) 等，但这些企业很少认为家族色彩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

为什么中国人对家族企业的看法会如此负面呢？这样的认知到底反映了一个怎么样的历史与社会前进过程？中国的家族企业到底有何独特发展轨迹与规律？又有何强弱优劣呢？割裂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来进行全盘西化，是否确实可行，并能够强国富民呢？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封闭、落后，走向现代的开放、先进—即“现代化”的过程，是由欧美国家带领并主导的。但这并不表示，现代化便等同西方化，因为现代化所彰显的，是进步、创新、科学、理性、客观等重要因素与原则，而西化则带有文化、历史、宗教和地理环境等独特气质或内涵，两者不尽相同，所以不能等量齐观，当采纳来自西方的方法时，必须注意本身的文化底色，洞悉文化差异，以免“水土不服”。

更形象地来说，现代化更像自然科学般，应该是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比如汽车、计算机或手机等发明与应用；而西方化的一些特点，更偏重人文和社会科学，如汽车的文字、汽车的颜色、道路的设计，乃至驾驶规则与习惯等，或是手机的文字、程序、收费模式等，必须结合一时一地的文化、历史、社会和地理环境等变量，否则在运用起来就会产生不相称等问题。然而，在现今社会，我们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把西方社会行得通、见成效的一套硬要在中国社会中一成不变地照单全收，因此产生了各种预料之外的问题。

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看法，尤其根深蒂固，某些人甚至到了无法区分现代化与西化的地步。这与中国近代历史长期遭受外敌欺凌，本身国力长期积弱有关。欧洲人在19世纪中叶连续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清兵，然后使中国签订了屈辱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及给予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约，令过去一直引以为傲的“天朝大国”从此沦陷。

为此，视野较开阔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图强主张，例如办电报、兴实业、建铁路、造轮船、强军备、拓外交等。可惜，连番变革无法摆脱食古不化、迂腐拘泥等陋习，不但无法提升实力以“制夷”，反而在其后的甲午战争中败于一向被视为倭寇的日本，国人自信进一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那种时代背景下，自信心尽失的国人一面倒地“西望”也就不难理解了，更让人不感意外的是，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抛弃中国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的主张 (陈序经，1932)，甚至认为连中国文字亦不合时代潮流，一度出现了要求将之全盘废止的呼声 (赵立彬，2005)。这种“思想流”影响非常深远，即便在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逐渐崛起之后，很多人依然未能扭转根深蒂固的“西化”倾向。对于这种情况，北京大学法律学者强世功形容为“文化软骨症”，指“患者”对本身文化自信全失，只能紧跟西方，亦步亦趋。

为此，我们应该重新认真思考西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就以家族企业为例，现代西方基督教社会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一己的救赎，而个人创造的财富，总被视为天父召唤 (The God's calling) 的一种表达或暗示，所以滋生了韦伯所言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无论是企业管治或传承时，均能将家族色彩降至相对较低的层次。相反，中国文化以家为本，重视家族集体，将延续血脉放在不朽不灭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创业或经营时十分依赖家族成员们的支持和配合，到传承时自然亦以家族为核心，将家族利益视为重中之重，所以家族包袱沉重。

正因如此，成长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管理及传承制度，在引入华人社会时，如果照单全收，不作调整适应，操作起来必然问题丛生，一方面未必能发挥如西方基督教社会般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会消解我们本身文化和社会应有的正面作用，有时甚至会产生窒碍企业发展、破坏家人关系等问题。所以，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必须由一己走出来，并非可由他人代劳。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如何能够走向现代化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巨大变化，颠覆了世界发展的规律，令西方社会的无数民众难以置信，这一颠覆性的发展正来自一个非西方、非英语系的国家—中国，中国从一穷二白中崛起，不断壮大 (Rudd, 2015)，也确确实实地向全世界证明，走向强国富民之路，并非只有全盘西化一种选择。

对于中国和西方国家此长彼消的现象，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引述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 (Larry Summers) 的观察，指出：“美国每三十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国过去三十年间每十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说明“中国模式”发展动力更为巨大。

在这种经济腾飞中，中国的民营企业群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回到家族企业发展历程的问题上，虽然我们的财富观念与西方 (甚至一海之隔的日本) 不同，但在经历无数苦难之后，却又能够凭着本身以家为本、重视血脉的文化，令家族企业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业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力量，与西方基督教社会“救赎至上”及日本“家业至上”的企业家精神分庭抗礼，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家族企业由于受“血脉至上”文化的主导，并采取了诸子均分制度，发展历程总会一方面团结与分裂同时并存，另一方面产生兄弟姐妹间的积极进取、激烈竞争，令企业及经济体充满动力，因此也充满了矛盾与变量。